编者按：今天的凌晨3点多，我的首长转来他朋友圈的一篇《请首长先走，请首长先走》的文章，阅读后内心难以平静。这篇文章描写作者亲身经历的两个时期“高官”对于百姓决然不同的态度。其中一位是我们陕西英才人物田聪明（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，国家广电总局局长，新华社社长和全国记协主席等职），一位是作者的老父亲，这两位可谓是位高权重，也是德高望重的高官。他们严于律己、平易近人、一心为民的作风和对于自己的子女、部下严格要求的做法让人肃然起敬！而亲身所经历的现在“高官”，他的官威十足，一副平民勿近、众生皆蝼蚁的姿态，着实让人不爽！让人愤慨！现将此文转载，让大家去评说。

二〇一〇年七月田聪明同志在呼伦贝尔

（文/郭凡生）昨天，乘机飞往成都，当飞机到站大家都要下机时，机上的乘务人员，好像还有一位秘书样的人拦住大家说：“请首长先走，请首长先走……”我和这位首长中间只隔着那位“秘书”。我看首长也就是五十多岁，神采奕奕，身体非常好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还看到对面的过道上和我身后，有两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，她们都被拦住了。

我盯着那位首长的眼睛对他说：“我如果是首长，我就一定会让孩子和老人先走。”他漠然地看着我，没有吱声，接受着首长的礼遇，从我们前面走掉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惆怅……

其实我也很早为官， 1985年我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正处级干部。那个时候的领导，跟昨天我下飞机时见的那位官员真的不一样，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，39岁的田聪明同志（田聪明后来是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，国家广电总局局长，新华社社长，现在是全国记协主席），我和他一起出差，那一路我听到了许多，看到了许多，也学到了许多。

田聪明同志作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，是有专职秘书的。但他和我说:“小郭，你跟着我就行了，秘书不要去了，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。”就这样，没有专职秘书的陪同，他和我去北京，又去天津，参加重要的会议。

令我感动的是，我们俩在内蒙古驻京办要返回内蒙古的那天晚餐时，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古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，他来北京看病。

田书记热情地走上前去说：“梁师傅你来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”

梁师傅说：“吃完饭我就走，坐的是89次列车。”

田书记说：“我们也是89次，一会儿坐我们的车，一块儿送你去火车站。

到了车站，田聪明同志发现梁师傅手里有两个大包，还有一个小包，提起来非常不方便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就去扛起一个大包，我扛起一个小包，我们两个人一起送梁师傅上火车，没有走官员的专用通道。到了车上我们已是满头大汗，把梁师傅安顿好后就回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。刚进车厢，田聪明同志就和我说：“小郭啊，梁师傅年岁大了，我看他的是上铺，你能不能和车长说说，给我个面子，让他们给梁师傅换一个下铺。”就这样，我去找了列车长。

显然，一个列车长一定会给副书记面子，梁师傅被安排到下铺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特权的使用，但这个特权用在了一个平凡的理发员师傅身上。

更令我震惊的是，当我们下车准备返回机关的时候，田聪明同志跟我说：“小郭，我们还是去后面把梁师傅捎上，先把他送回去，我们再回机关。”就这样，党委副书记的车上，坐着一名普普通通的理发员老梁师傅和我们。我们先送他到了家，之后才回机关。

我不知道昨天在飞机上，坐在前排的那位领导是谁，是什么官，作为领导，我觉得最少要懂点人情世故吧。你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为什么要走在老人和妇女的前面。

不知道我的老领导能不能看到这篇微信，我想即使他看不到，我也要送到他的手里去。因为他的官大，他资历老，我真想让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个别的高官，因为他们连中国人最起码的敬老爱幼的礼仪谦让都不懂。（编者注：老领导已于2017年12月逝世，此文应成文于2015年前，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。）

有人说贪钱是腐败，那是明着的腐败。昨天的事情，我看到了，真的，我认为那是深印在某些官员心里的腐败，它使我们沦丧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尊老爱幼的道德。这是真正的腐败！

我的父亲也是高官，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学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，后来回老家参加抗日，解放后自然成了高官。但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，我这个高干子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长大的。
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说：“吃土豆不许吐皮，因为很多人连土豆皮都吃不上。”那时，我的父亲没有仗着权势给我们任何的营养补贴。我记得当时曾经因为挨饿而浮肿，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。

我的母亲也是党的高级干部，有一次她和我父亲去买菜，那时候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，我的母亲试图挑点好菜来买，我的父亲就跟她说：“你把好的都挑走了，坏的卖给谁呢？”我的父亲真是一个书呆子，但是我敬重他，我觉得党内真的需要这样一批书呆子。

1950年代我们支边，我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领导，按照规定医学院给我们家盖了一个带暖气的非常漂亮的独门小院，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很高兴，庆幸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。

但是我的父亲出差回来之后，坚决地跟我母亲说：“不能搬进去，我们不能搞特殊化。”他坚持把这套最好的房子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个老医学专家，他叫王斌。长征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红军里最好的医生，后来被打成了右派。他作为高级专家被请到内蒙古，我父亲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了他。

我还记得文革前逢年过节，我的父亲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锅炉房的工人，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们。他非常的平易近人，买饭总是排队，从不插队。就这样，文革有人揪斗我父亲的时候，那些工人、那些炊事员都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他。

记得有一位叫常书起的叔叔，他是一个管锅炉房的小干部，大学生们让他监督我父亲劳动。大学生一走，他就说：“郭院长，您歇歇吧，没事，我在外面看着。”他一看大学生过来，就赶快说：“你们干活吧，他们来了。”我记得文革后我的父亲专门把他请到家里和他叙旧，和他聊天。

这多么像我父亲和我说过的，在抗日的时期，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，堡垒户们对他的保护。但今天，我却要问，如果今天要抓我们的某些官员的时候，有几个老百姓愿意保护昨天那位从飞机上走下的官员。真的，我不知道。

文稿：郭凡生

责编：陈俊涛

审核：蒋明义